|
| |
|
最新讲座的海报、录像和PPT |
|
中文的某些词，在英文里还真找不到一个与之对应的翻译。比如：户口、琴等。 下文来自“你和你的课堂”，由Herts推荐。 《什么叫户口》这是我听到的最佳解译。 今天早上，听澳大利亚广播电台585AM的一个节目，一个澳洲人在上海呆了多年，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普通话，写了一本书介绍中国，主持人请他介绍中国，谈到中国有一个叫户口的东西时，这个中国通老外是这样解释中国户口的，说户口相当于中国一个县(county)或一个市(prefecture)里发的护照，在这个县内，你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，如果你去了其他地区，你就部分地失去了这个权利，你不能享受当地的医疗保险、劳动保险，甚至不能同工同酬，一般报酬比本地人低，不能应聘当地的政府雇员，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，他们的小孩不能与当地小孩一样去受同等的教育，当然，小孩也不能参加当地的高考去上大学，因为他们相当于是非法移民。 主持人惊呼：他们是中国公民，难道在自己的国家内，他们成了非法移民? 这个中国通老外说：“是的，基本上这样的。” 节目播出后，惊呆了收听节目的所有听众，这个老外的看法，倒是准确而新鲜。中国人给西方人解释“HUKOU（户口）”，很难讲清楚这个词，说上半天，听者会越听越糊涂。 倒是这个老外，一个局外人讲清楚了。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下文摘自《整全的教育》 第一章 人生识字忧患始──童心 我们不应该停止探索 而所有探索的尽头 都将是我们出发的起点 并且生平首次了解这起点 艾略特（T.S. Eliot） 楔子 和中国一样，美国学校的新学年也是在夏天接近尾声时开始。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终于到了九月五号，那是大女儿上一年级和小女儿上学前班的头一天。两个人既高兴又激动，同时还有点担心的心情溢于言表，使我们也深为之感染。按照学校的要求，在确认一切学习用品都准备就绪后，大家才显得胸有成竹。 吃晚饭时，我发现她们不像平常那样专心致志，就问为什么，她们说因为太高兴了。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吃完上学前的最后的晚餐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们要督促她们在九点以前就寝，并在半小时后巡视一遍。但那天晚上，已经灭灯一个多小时了，我在过道里听见大女儿还在床上展转反侧，不能成眠，于是轻轻推门进去问她在想什么。她说：“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明天就可以乘坐校车了！”(当地的法律规定，一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乘坐校车)我说：“不要紧张，不仅明天，而且往后都有机会。不过，今天要尽快入睡，否则，明天早晨如果起不来，就会迟到。” 她不让我离开，要我站在床边等她进入梦乡之后才能走。 在一片漆黑中，我踯步至窗前，掀开窗帘的一个边角，探望庭院里的夜景。只见无数荧火虫的点点亮光在草地上飘忽变幻，好似天空中闪烁的星斗。树梢上的月亮被怀念和乡愁拉弯了腰，宛如一叶小舟，在寂静无声、茫茫无边的宇宙中划行，似乎在诉说与地球心心相印的情怀。皎洁的月光透过林子化为落叶，飘了一地。小溪里的潺潺流水和池塘里青蛙发出的天籁般音符叩击我的心扉，汇成一条浮想与思念的江河，冲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闸门。 故园三十八年前 “别梦依稀到四川，故园三十八年前”。在距离女儿的学校一万五千多公里的地球另一端，“星星还是那颗星星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”。我可能也在听取蛙声一片的夏日深夜，因牵挂于翌日的新生入学报名，而难以成眠。但是，我期待的不是乘坐校车，而是可以背上书包走进学堂。因为在那时的农村，如果家里没有成人留守的话，未到上学年龄的孩子，只能每天背着用竹子编的背篼随父母一起走向田野。上学无疑意味着要将背篼换成书包了，而且可以坐在教室里，不再被风吹、日嗮和雨淋。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由十个生产队组成的大队小学，离家有一公里半的路程。从家里出来是既没有铺水泥也没有柏油的土路，大约有两米宽，是村里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交通要道。朝南往外走四、五百米后，分道上小路，过一条小河，就是一米见宽的田埂，直通到学校。不管是土路还是田埂，晴天走起来尚可，但一遇下雨，路面就全被泥泞覆盖，稍一不留神，脚下就会打滑。如果是在上学的路上滑倒，被泥泞弄脏和打湿的衣服定要伴你到学校潇洒走一回，并让你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。 小学的学制是五年，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共有五个班，一百人左右。不过，学校只有四间教室，外加一个礼堂。教室和礼堂都有窗户，但上面没有玻璃，使得我们每天都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全校只有五位教师，其中三位是就地取材的本地人，当然都是农村户口。另外两位中，一位来自乡镇，一位来自县城。由于学校没有伙食团，除了两位来自城乡的老师外，其余的师生每天都必须回家吃中午饭。这样一来，无论是烈日当空、骄阳似火还是朔雪飘零、寒风凛冽，我每天要在家与学校之间往返四趟，行程达六公里。 来自县城的张老师担任我们一年级的语文老师，同时也是班主任。张老师来到乡下，是因为家庭成份属于当时的“黑五类”(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、右派)。她的丈夫也被安置到与她相隔几十公里的一个山区执教。在远离都市的偏僻乡村，我头一次近距离端详城里人的容貌，聆听到外地的口音，就觉得学校是一个有趣、长见识的地方。在我看来，张老师的端庄、典雅和高贵完全是天然的，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刚进学堂的六岁孩童，也能欣赏。一点不像如今那些经过雕饰和包装的美，只有专家们才敢恭维。她的住房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。偶尔从门前经过时，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皂味。在那时的农村，香皂是非常奢侈的日用品，只有极少数人能买得到或买得起，比不得现在的人，即使用香水也像喷洒驱虫剂一样。 ...... 随着“开门办学”的方针被进一步向深度和广度推进，“走出去，请近来”的活动就越演越烈。学生已经不再“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”，而是“以农为主”。我们不仅被派到生产队帮助农民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，而且在 “向荒山要粮”的口号下，开荒种地。记得当时，从山上收割回来的麦子、黄豆和豌豆等就堆在教室里，或挂在房梁上。大晴天时，它们都要被搬到操场上去暴晒，就如同惩罚违规学生一样。下午，操场就变成打麦场，同学们一改平时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时的温文尔雅状，个个龙腾虎跃，挥汗如雨，像蜜蜂一样地忙着打、翻、扫、筛。转眼之间，就尘满面，鬓如霜，彼此相逢不相识。 收完所有的麦子和豆子后，我的三年级就结束了。终于离开了开斗争大会的礼堂，搬进了四年级的教室。从乡镇来的廖老师担当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直到五年级毕业。廖老师也是因为家庭成份问题，被赶出了乡镇，下放到了农村，成为时代和制度的祭品。他是一个较温和、很少发脾气的人，负责我们的语文课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每个周六放学后都要步行十多公里，回到镇上和家人团聚，礼拜一的早晨再赶回学校。看到他数年如一日地履行着一家之主的责任与义务，不由得常常羡慕他的儿女们。 无论是张老师还是廖老师，或其他从城里被下放到农村的老师，都既是那个体制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，又是其受害者。本来，人类的祖先都来自农村，在泥土里刨食儿。只不过，渐渐地有的人不再从事养殖和种植，聚集到某块地方从事贸易、服务等有别于农业生产的活动，并把那地方圈起来叫做城市。为了防止城外面的人轻易地进城，分享本来就有限的空间和资源，于是就发明了户籍。当时的户籍既像一条锁链将人们牢牢地捆在出身之地，动弹不得，又如一把无情剑，在城镇和乡村之间劈出万丈深渊，造成了如同隔世的城乡差别。因此，城里人惩治同类的方法之一，就是把他们驱逐到农村，使其一落千丈，对城市可望而不可及。真不知道究竟是城市使人变得冷漠和狭隘，还是原本就短视的人刻意要将自己的身、心、灵都囚禁在城里。 © 2012-2023 by Yuming Si. All Rights Reserved. Contact: info@holisticedu.us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