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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位伟大的母亲给了我最后一次读书的机会


        我在不满13周岁的时候,读完了初中,因为家庭成分问题,被拒之于高中的门外,回到生产队修地球。

        高考制度恢复后,我也扔下锄头,奔赴考中专的考场,想拾回读书人的斯文与尊严。但是仓促应战,技不如人,自然名落孙山。我无法忍受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周围人的冷嘲热讽,对母亲说: “妈,再给我一次机会,否则将来我会埋怨你。” (我当时14岁,对此事完全记不得了。但母亲大人记得。)

        接下来的问题是,第二年考什么?如果继续考初中的中专,犹如同千军万马一起去挤独木桥,过河的希望渺茫。不考中专的话,就只能考高中。但是,当时的政策规定只有应届初中毕业生才能够考高中。我已经初中毕业两年多了,属于往届生,没有考高中的资格,除非有什么办法把我变成应届生。再说,即使侥幸成了,也必须承担能否考上高中的风险。就算考上了高中,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,也不能“农转非”,到头来还是要回去当农民。如果是那样的结局,我们将面临经济和舆论的双重压力。这真是,人生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穷人要进都市,就如同富人要上九天,何等的难吶!

        就在全家人面对如此的艰难抉择和渺茫的希望而裹足不前时,我向母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:重读初中,竞考高中。但是,公社中学是不可能再进去的了,因为两年前,读书凭推荐的时候,我被他们送回了农村。那时,母亲对我的失学束手无策、爱莫能助。然而,高考的恢复使我们不再被推荐的规则所束缚,只要有志于学,人人都可以通过考试获得读书的机会。于是,母亲不再犹豫,想通过其它的学校,扳回不公平竞争使我们输掉的那一局。虽然正置农忙,但事不宜迟,她带着虔诚和勇气去拜访了曾是小学的同学周淑明阿姨。

        周阿姨的先生彭老师在本公社一所大队的小学里任教。那所大队小学在“多、快、好、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方针指导下,毅然办起了一个初中班,在当时称为“戴冒初中”。母亲抱着侥幸的心理,试探着问周阿姨能否请彭老师将我“转学”到那个班上。周阿姨喜迎多年未见的老友,但没料到久别重逢的高兴和快乐一下子被担心和惧怕所取代。因为,她十分清楚将一个在生产队里务农的往届生变成应届生意味着什么。但是,淳朴又善良的她并没有一口回绝,反而答应将母亲的来意转告给彭老师。

        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我用一份真诚和信念,沉着冷静地等待的同时,很快就从考试的失败中站起来,弹掉身上的泥土,拂去别人飞来的唾沫,开始向初中的课本进军。夏天的农村有三多:白天的苍蝇,晚上的蚊子,昼夜都有的疲劳。只要太阳落山,昼伏夜出的蚊子就开始蠢蠢欲动。它们的轰鸣声锻炼你闹中取静的能力,它们的叮咬赶走田地劳动和书中疑难导致的倦意。本来可以用扇子驱赶蚊子、散发热量,但那微弱的煤油灯苗根本无法在人造“疾风”的面前站立得住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深秋,庄稼地里的农活略有减少之后,母亲忐忑不安地再次拜访了周阿姨,喜出望外地得到肯定的答复。鉴于新学期已经去了一半多,大家都认为最好等到来年再入学。

        早春尽管寒冷,但万物已萌芽复苏的景象。春节刚过,父亲带我到彭老师任教的小学报了道。在时隔两年半以后,我又重返教室,由一位生产队的童工摇身一变,成为初中班的毕业生。正是,“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

       ······

摘自《整全的教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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